据牛帆（2022.9）分析小粉红群体有较为朴素的爱国情感和政治参与热情，倾向于情绪体验实现国家认同，此基础上的构建的群体，成员之间经济、文化差异较大，普遍缺少较严苛社会生存工作经验，难进入具体复杂的现实语境思考问题，更习惯于言语符号识别“敌我”，标签化形成自己的认知元素。不过牛帆也指出情感化讨论和标签化对立的现象，并非小粉红特例，这种趋势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
牛帆从经济消费能力、兴致爱好、知识背景、世代特征等多数个体的微观层面入手，显现多数小粉红的实存样态，并得出以下宏观概括结论：
然而，我发现少了一个较为重要的成因，在国外生活的"小粉红"通常会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观察和体验，这使得他们更加关注与自己背景和价值观不符的社会现象。他们敏锐地注意到社会问题的弊病，可能是因为与国外社会的差异使得这些问题更加显眼。同时，国家荣誉、个人自信等情感因素也会对他们的自我认同产生影响。这种情感绑定促使小粉红们将国家与自己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渴望通过关注和提出问题来改善社会状况，捍卫国家荣誉和价值观。总的来说，小粉红在国外生活中更加关注他所在的环境社会问题，将国家和个人的荣誉与自我认同紧密相连，这推动他们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尽一份力量，“爱国主义”正是他们一种释发这种力量的表达方式。
不过牛帆在“小粉红”成因追溯上也说明了如上这一点，之后便是牛帆基于引导小粉红、同时加强构建爱国主义宣传提出的策略：
爱国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小粉红”青年群体在网上的发言和行动带入了更多基于个人经历和个人情感的情绪化表达，在以维护国家利益而发起的爱国行动中，缺乏对历史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和理性对话逻辑。老实说这牛帆这句话，官媒何尝又不知道不少小粉红更多的是爱自己呢，由自己向往的美好经历，升华到爱国的情感宣释。
就刘芳（2019.4）所述：“一方面，要提升’小粉红‘的政治参与素养与新媒介素养，培养大国情怀，最终达到提升’小粉红‘社会责任承担能力的目的。另一方面，媒体要发挥作用，媒体工作者的报道要客观公正，还要为“小粉红”正名，通过增加“小粉红”的社会认同，进而转变“小粉红”对待社会责任承担的态度。最后，政府部门需要出面进行宏观调控，加强对“小粉红”的意识形态教育，为“小粉红”提供安全可靠的上网渠道，还要进一步加强网络监管制度，为“小粉红”搭建高质量的网络平台，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要提升‘小粉红’的政治参与素养和新媒介素养，培养大国情怀。”这说明了“小粉红”在政治学识和新媒体知识方面存在短缺，传递的爱国主义更多地是基于个人感受的情感表达。“媒体工作者的报道要客观公正，还要为‘小粉红’正名，通过增加‘小粉红’的社会认同。”这一观点反映了社会工作者对于个人单一经历下的爱国情感表达存在保留态度。
“最后，政府部门需要出面进行宏观调控，加强对‘小粉红’的意识形态教育，为‘小粉红’提供安全可靠的上网渠道，还要进一步加强网络监管制度，为‘小粉红’搭建高质量的网络平台，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这句话结合当今思想开放及多元化的现状来分析负面作用：
限制言论自由：从微观实施层面来看，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和网络监管，过度限制了他们的言论自由。从整体上来看，如果政府只鼓励一种特定的思想，而限制了其他观点的表达，可能会造成思想的单一化，剥夺了个体进行自主思考和表达的权利。
抑制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决策层面实施集体的宏观调控，过度操控及限制会抑制个人的多元化思维及创造力。限制对多元观点的接触和探索，可能导致群体的思维模式僵化，缺乏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思考方式。
社会分裂和对立加剧：如果政府过于强调对“小粉红”群体的宏观调控，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分裂和对立加剧。这种偏向某一特定群体的措施可能引发其他群体的不满和对立情绪，从而加大社会矛盾。
对网民自主性的侵害：提供安全可靠的上网渠道是为了保护青少年免受有害信息的侵害，但过度的网络监管制度可能会侵害普通网民的自主性。若监管过于严格，可能对用户的上网体验和个人隐私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和侵犯。
意识形态教育和网络监管方面，应倾听各方声音，建立开放、包容的环境，确保不损害个人权益和社会稳定。社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发展，鼓励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和理解。只有通过增加社会认同和建立互信机制，才能减少社会分裂和对立的现象。解决方案应包括提升素养和意识形态教育、媒体客观公正报道、政府宏观调控的平衡以及推动社会多元化和包容性发展等方面的努力。这样才能营造一个凝聚共识、包容多样的社会环境。
“小粉红”一词来自于民间对网络爱国青年群体的称呼，“小”指的是年龄小，虽然很稚嫩，但是精力充沛、一腔热血；“粉”指的是网络上流行的特有的表达方式，比如语言卖萌，又经常使用各种萌系表情，另外由于小，单纯的生活阅历使得“小粉红”的心智还没有定型；“红”指的是苗正根红，红色在中国的语境下通常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这里的“红”表达了“小粉红”强烈的爱党爱国爱领袖情怀。刘芳（2019.4）
刘芳对小粉红群体的定义是准确的。她进一步将该群体细分为不同的年龄段、社会阶层以及职业背景。在18至24岁的范围内，学生群体在小粉红中占据了很大比例，其中多数来自无产阶级家庭。然而，在旧牛帆模型流行之前的分类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小粉红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家庭，这一点也需要我们注意。无论如何，这两个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小粉红拥有较强的社会消费能力和购买力，并且相对承受较少的社会压力，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国力日益强盛的受益者、见证者。
在此之前，首先我们必须要清楚什么是民族主义，接着理解网络民族主义，才能厘清小粉红的成因以及后续发展。民族经常被称为“想象共同体”，民族之所以是一个想象共同体是因为，人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共同体中，但是互相之间并不认识，而是通过媒体联结起来共同生活的人们，制造出了一种相似的经历，以此作为维系情感的纽带，也是一种共享的情感和经历。李红梅（2016.11）。
小粉红的孕育与网络民族主义息息相关，中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海外扰华、排华等事件因素交织在一起，在互联网扩散发酵的影响下应运而生，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外界对小粉红一直存在议论与争议之声，以及自媒体迅速发展，媒介内容及载体多元化，人们浏览信息类别也日渐丰富、关注内容更趋于垂直化，时政相对呈现出颓势状态。与此同时小粉红随着年岁增长，在工作和生活经历更多社会阅历，不再如少年时，开始重构自我价值观，并开始进入反思阶段。
“小粉红”的国家认同经历了一个由感性驱动到理性控制的过程，这是一个后小粉红的典型特征。
小A，95后。
问：您承认自己的“小粉红”身份吗？
答：承认，但是有一个前缀，我是理智的爱国“小粉红”。
问：为什么加这么一个限定词呢？
答：因为我所知道的“小粉红”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脑残，这个我绝对不同意，这也是社会对“小粉红”的误解，我不否认社会中有脑残的不理智的“小粉红”，但是不能以偏概全，至少我自己或者我身边的“小粉红”还都是相对理智的。
问：那你有了解过马里兰大学的留学生的演讲吗？
答：有啊， 其实我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挺生气的， 跟众多网友心情 一样， 但是仔细一想， 她说的话也不都是夸张和虚假， 客观看来， 我国的雾霾情 况的确比较严重， 但是也的确在不断改善， 所以也没必要对其大动肝火。
问：你觉得你作为“小粉红”中的一员， 如何看待你们的社会责任承担？
答：整体来说， 我们还都挺爱国的， 不管是行动还是语言上。 我们也为祖国 的发展感到自豪， 但是在拥有这种爱国情感的过程中， 我们还是比较缺乏对舆情 客观冷静分析的能力吧， 这样就会导致公众觉得我们担不起社会责任。
小A对话涉及对“小粉红”身份和社会责任承担的讨论。 对于“小粉红”身份，回答者表示承认自己是“理智的爱国‘小粉红’”，并指出“小粉红”被误解为脑残，但他自己及其身边的人都相对理智。关于马里兰大学留学生的演讲，回答者在一开始感到生气，但仔细思考后认为演讲中的某些观点并非夸张或虚假，同时也提到我国雾霾问题正在不断改善，坦然面对即可。在谈到“小粉红”群体的社会责任承担时，回答者认为大部分人表现出爱国情感，但缺乏客观冷静的舆情分析能力，从而导致公众质疑他们是否能够承担社会责任。
小B，90后，男。
问：你觉得“小粉红”一般都具备那些特征呢？
答：个人认为“小粉红”比较年轻，或者幼稚？而且所受的教育程度和层次不高，缺乏判断力，大致可以理解为祖国的脑残粉。
问：为什么做出以上这些判断吗？你难道不介意为自己正名， 摆脱这些不好 听的称号？
答：你看帝吧出征事件，当时很轰动，微博、QQ、脸书等社交软件充分发挥作用，但是发挥了什么作用？仅仅只是去斗图？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太夸张和戏谑的话看起来就会很幼稚，而且参与事件的人还有一大部分其实并不知道为何出征，说白了就是纯粹的凑热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别人怎么评价当然改变不了啊。
问：那你觉得“小粉红”要如何才能跳出这个怪圈认同？
答：这主要是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吧，对待政治议题不必那么激进， 要像哲学中提倡的那样辩证分析。
小B对话提到了关于“小粉红”群体的特征和认同问题。 回答者认为“小粉红”一般年轻、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缺乏判断力，可以理解为盲目崇拜国家的粉丝。回答者举例帝吧出征事件，认为虽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轰动，但参与者大部分并不了解背后的目的，仅仅是跟风凑热闹。回答者认为这些行为显得幼稚，容易被他人评价。对于如何摆脱“小粉红”的负面称号，回答者认为需要提升个人能力和素质，对待政治议题不必过于激进，而是采用哲学中的辩证分析方法。
小C，95后，男，国外留学生。
问：据你所知，你身边的留学生里“小粉红”多吗？
答：多，因为出国以后你会觉得异国他乡很陌生，接着你就会想要回国。
问：那你在留学前后对待祖国的看法有没有变化？
答：有，我在没出国以前接受的都是社会主义教育，看到的新闻也都是本国的，出国以后看到的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对比之下你就会发现差距。比如你眼中的中国是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国外新闻中的描述不全部是这样，反正不一样，但是也不是假新闻。
问：那在你看来， 你认为“小粉红”应该怎样爱国是比较合适的？
答：要放眼全球，不能局限在国内，得多接触外边的世界， 有大国该有的气度和胸襟。
小C对话探讨了留学生中的“小粉红”现象以及对祖国看法的变化和如何合适地表达爱国情感。 回答者表示在身边的留学生中，“小粉红”现象比较普遍。主要原因是在异国他乡的环境下，会产生对祖国的思乡情感，渴望回国。留学前后，回答者的对祖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在留学前，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教育，了解到的新闻也主要是国内的。而在留学后，他开始接触到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差距。这并不意味着外国新闻是假的，只是描述的角度和内容有所不同。对于如何合适地表达爱国情感，回答者认为应该放眼全球，不局限于国内视野，多接触外部世界。同时，要具备大国应有的气度和胸襟。总结起来，这段对话围绕着留学生中的“小粉红”现象展开，包括思乡情感、对祖国看法的变化和合适地表达爱国情感的建议。
“小粉红”是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动员力的新鲜血液，将小粉红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后备军，可积极拥护共产党领导、主动宣传主流价值。同时完善网络监管制度为“小粉红”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引领者、善恶信息鉴定者、发挥榜样作用树立爱国意识，做一个积极维护祖国形象的国家形象建构的主要推动者。
“小粉红”把自己所学所知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服务好国家、社会的运营发展，监督好不利于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不和谐因素。充分发挥“小粉红”的主观能动性，感染和影响更多的线上线下的人去进行科学合理的爱国实践。
我感觉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人都是挺精明人，对社会学方面分析起来高屋建瓴，不过看着他大义凛然有意制造正义、邪恶二元对立。但在实际政治环境中，他们的态度和行动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执政党的影响。
当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人员支持执政党时，他们可能会维护和支持该党的政策和决策。这可能导致他们在分析问题时更倾向于从正面看待执政党的行为，并为其辩护。他们可能强调执政党的努力和成就，而对其负面影响和局限性进行较少的批评。然而，如果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人员与执政党的立场相左或持不同政见，他们可能会表达不同的观点并进行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强调执政党的问题和政策的不足之处，提出改进的建议，并支持其他政治力量或社会运动。
需要明确的是，政治态度和行为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不仅仅取决于所属的学院或思想流派。个体的价值观、原则、经验和周围环境等都会对其政治立场产生影响。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人员可能会以正义和正面的形象出现，但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仍然是多样化和多变的。
2015年底,台湾艺人周子瑜在参加韩国一档综艺节目时,挥动“中华民国国旗”,此事经由台湾艺人黄安在2016年1月8日通过新浪微博曝光而引起中国大陆的网民和广告商的抵制。后续的民族主义事件还包括中国网民在虚拟空间自行组织起来，以帝吧的名义出征脸书(Facebook)，刷屏台湾三立新闻、苹果日报、自由时报的脸书主页，,并同时攻陷了当时的台湾“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脸书页。帝吧出征者通过各种影像、文字、刷表情包进行自我身份表达，以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李红梅（2016.11）。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民众希望能与台湾民众多交流，但是地缘政治、不同的政治制度以及美国和日本的角色都使得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在政治层面充满分歧。台湾的去中国化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希望构建另外一种想象，“台湾人的台湾”，他们通过教科书、媒体和政策割裂与中国历史纽带，以达到真正建立一个独立政体的目的。而且，尽管台湾有高达97%的汉族人，可是近几十年的本土化运动让认同中国人身份的越来越少，而认同台湾身份的人越来越多。比如2014年台湾政治大学公布的民众调查显示，有高达23.8%的台湾民众倾向台独或希望尽快台独;60.4%的民众仅仅认同自己是台湾人，32.7%的民众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但仅有3.5%的民众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认同台独和台湾人的比例达到自94年以来的新高。李红梅（2016.11）。
因从小所受“大一统”教育的关系，有着民族主义情结的中国民众对台湾希望念及同胞情谊；另一方面，对台湾“本土化”与中国大陆”一统“政策渐行渐远的无奈与厌恶，造成认知不协调。
文章以宏观视角将中国的民族主义放在国际与国内背景下解析。民族主义在塑造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在国际问题上，个人由对社会现状不满，而转向民族主义发泄，舒缓民间积怨情绪，也维护了政府利益。
但在另一方面，海外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精英控制大众的一种工具。民族主义具有如下特征：“归属感属于唯一的权利，忠诚作为一种无上的义务；尊严只是存在于集体的荣耀中；私利和集体福利联系在一起”。从这种角度来说，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控制工具和意识形态。我们需要警惕民族主义在什么情况下被利用而成了压制不同言论、维护特定群体利益的工具。
网络作为为数不少的公民表达意见的场域，不可避免地反应了整个社会的一些议题和价值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网络往往是极端言论的放大器。网上的声音不见得反应真实的民意。纯粹从网络言论推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是不完整不客观的。尽管网络民族主义确实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但是我们必须将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置于整个大的社会文化环境里面来理解。网络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在消费文化和全球地缘政治大环境下有关身份政治的表演。这种表演不仅根植于我们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而且也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对中国人、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的一种主张;是对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挫折(如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身份认同等)的一种应对，是国内和国际力量，政治和经济文化以及官方和民间因素的一种结合体。李红梅（2016.11）。